华北危机迫在眉睫，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，新闻界、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，响彻大江南北。西安事变发生，举国震惊。

华北危机迫在眉睫，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，新闻界、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，响彻大江南北。

1936年新年伊始，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。强烈呼吁政府开放“言禁”。纽约《太阳报》、伦敦《每日先锋报》驻京记者，后来成了名人的斯诺，积极支持平津新闻学会提出的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的主张。不久，《世界日报》对此做了报道，全世界都关注中国新闻界争言论自由的斗争。

1月7日，周作人写信给胡适，“规箴良言”：“鄙意对于国事、社会、学生诸方面，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或少管，此即弟两三年前劝兄勿办《独立评论》的意思。”胡适于9日复周作人的长信表示，自己一贯的人生哲学、欲罢不能的责任意识，是不会改变的。“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”，予以婉拒。

1月11日，上海的顾执中、萨空了、包天笑等报界名流七十一名，联名在邹韬奋主办的《大众生活》发表《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》，与平津形成掎角之势，向国民党当局施压。七八月间，沈钧儒、陶行知、章乃器、邹韬奋四人联名，在《生活日报》等报发表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》公开信，争言论、出版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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