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衍称1934年是“军事‘围剿’和文化‘围剿’最严酷的时期”。周作人与鲁迅就“论语派”开展论争。

夏衍称1934年是“军事‘围剿’和文化‘围剿’最严酷的时期”。

拥有数万读者的天津《大公报》特辟“星期论文”专栏，每日由专家、学者、作家执笔，评论世事时局，开全国之先河。胡适撰写《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》，公开提出“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”，“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”，“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”等要求。随后，胡政之也表示支持，“彼此共同负责”，他出于公心，光明磊落，气度非凡。

3月，沈从文发表《禁书问题》，反对禁书，云“在当局群彦中，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”，是“极可惋惜的事情”。

全国各地不顾当局的钳制，形成中国知识界、民间媒体联手争言论自由的强大态势：陈独秀身陷囹圄，东亚图书馆出《独秀文存》第十版两千册，以示抗议；南京《民生报》揭露行政院彭学沛贪污舞弊丑行，令当局甚为尴尬；成舍我发表《停刊经过如此！敬请全国国民公判》，批判当局摧残舆论的罪行；杭州记者公会倡议9月1日为“中国记者节”，得到各地同行的热烈响应。《大公报》曾发表《重庆的滥捕记者案》，借此再提“要求解放言论”的主张，《北平晨报》发表《重庆报界迭遭摧残》，声援被捕记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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